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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傻子瓜子”年广久传奇:邓小平三次提到

  • 发表时间: 2012-11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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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广久,1937年出生,安徽人,“傻子瓜子”品牌创始人。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此人并收入《邓小平文选》而闻名全国,号称“中国第一商贩”。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注释第43条,这样解释“傻子瓜子”:“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,他雇工经营,制作和销售瓜子,称为‘傻子瓜子’,得以致富。”

 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,其罪名分别为“投机倒把罪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流氓罪”;三次被邓小平点名(《邓小平文选》收录了其中两次)。分别为1980年,1984年,1992年,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。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。

  邓小平三谈“傻子瓜子”

  1980年,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调查报告后,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,并对一些人对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论,表示要“放一放”和“看一看”。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“傻子瓜子”问题。

  1984年10月22日,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:“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,相当震动呀,大家担心得不得了。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?如果你一动,群众就说政策变了,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了一个‘傻子瓜子’,会牵动人心不安,没有益处。让‘傻子瓜子’经营一段,怕什么?伤害了社会主义吗?”

  1992年初,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“傻子瓜子”问题:“农村改革初期,安徽出了个‘傻子瓜子’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,说他赚了一百万,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,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,得不偿失。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,如果处理不当,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,影响改革的全局。”

  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,但年广久不服输地对本报记者说:“我还没老,傻子永远没过去,我要是大干,谁也干不过我。”

  “作家吴晓波在著作《激荡三十年》中写道:“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:他们出身草莽,不无野蛮,性情漂移,坚韧而勇于博取。”年广久正是他们中典型的一位。

  “傻子瓜子”创始人年广久一生三次入狱,皆因做买卖,三次被邓小平点名,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。

  他的身后总是不乏不屑甚至鄙夷的目光;他目不识丁,却认为自己深谙实践中的经济学,靠炒瓜子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成为百万富翁;他的四次婚姻成为人们的笑柄,但他仍认真地把自己与第四任妻子的婚纱照印在名片上,而名片背面则印着邓小平关于他的讲话。

  他成就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小产品大行业——徽派“炒货”。如今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,你也可以看到洽洽的身影,其实这项荣誉本应该属于傻子瓜子。在洽洽等其他后起之秀纷纷实现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的时候,在与儿子之间进行的傻子商标争夺战中,傻子瓜子却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。

  两年前大儿子离奇死亡,似乎加重了年广久身上的悲凉色彩;虽然他认为自己雄风仍在,并于一年前宣布重出江湖,目标是大干20亿,但他依然在坚持“作坊式”生产模式,甚至在芜湖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加工厂,在郑州的两家炒货厂据反映也只有二三十人的规模。现在专营店卖的瓜子都是徒弟们的炒货厂供给年的。

  如今在外面冲锋陷阵的是他年轻的第四任妻子,年广久更多的时间是和徒弟们打打牌,陪着只有8岁的幼子(广九共有5个儿子,幼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所生)。

  1982年的时候,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,赚了100万。阴雨连绵的时候,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,太阳一出来,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,一张张晾晒。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,总会咧开嘴,像孩子般烂漫地笑,得意之情跃然脸上。

  现在,他身边没有保镖,也没有私家车(他解释说车被妻子开到郑州忙生意去了),手里举着一部显然已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砖头手机,而且电池性能老化,他不得不一进门就找电源充电。看起来他和这个中等城市里的其他老人没有什么分别,只有倔强精明的眼神让你感觉到,这是个不容易妥协的人物。

  对于他来说,陷入往事是一种快乐。他慷慨激昂,神采飞扬,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,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直响,认真投入的表情宛若在万人主席台上演讲。

  毕竟,他拥有这个小城其他老人没有的经历。他的一生,跌宕甚至被人不屑,然而精彩。”

 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

  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,把我抓了;我卖板栗,又说我是“牛鬼蛇神”,又把我抓了。

  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,又没有班上,我也不识字,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,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,把我抓了(1963年,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);我穷了,当然国家也穷了,国家再大,没有经济不行,人家美国,靠的就是经济,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,那能搞来钱吗?搞来财富吗?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,工厂,农田都是那样,大家都不讲话,但是也不干活。“文革”来了,我卖板栗,又说我是“牛鬼蛇神”,又把我抓了(1966年,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)。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,开始卖水果。

  你问我为啥一直胆子那么大,又特别会做生意,我告诉你,我从小是学经济学的,这个经济学不要上学,是在实践中学的,你的库存有多少,高价卖出,低价买进,这就是经济学。那时候基本上天天被抓,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,但不怕,抓了再炒,不就几毛钱的水果瓜子么,又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,我拿不出来。

  我卖水果的时候,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,那时候是计划经济,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,就轮到我们了,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,就轮到我们了。老头点炉子炒瓜子,点不着火,我就说,我来生(火),他炒的时候气闷,喘不过气,我就说我来帮他炒,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,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,又教我怎么包瓜子,一毛钱一包,一下子就卖光了。一块五毛钱本钱,赚了三块五。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,10斤瓜子我卖了8斤,比他卖得还快。老头就说,我看准你的人了,我们一起炒瓜子,很快我就要(一天)炒20斤瓜子,炉子不够大了。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,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,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,我卖瓜子卖得多,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,加上我是淮北人,人家管我叫侉子,时间一长,都叫我傻子了。

  我想大干,可是我老婆不同意。到了1979年,(中共十一届)三中全会以后,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,发展个体。我站出来了,站出来是有风波的,而且是很大的风波,老婆不同意,必须离婚,我离了婚。老婆同意,我一样(财产)都不要,全部给她了,我拉着板车出来了。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,其实我有不少钱,都全部留给她了。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。

  “傻子瓜子”畅销的窍门

  我就决定降价,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,降价以后,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,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,两个队伍100米以上。

  我自个没本钱再做生意,就讨饭,讨到扬州。我一个姓许的亲戚,到扬州去玩碰到我,让我回来,我不回来,到1980年8月5号,我回到芜湖,我母亲年纪大了,我回来已经立秋了。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,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,你给我指路吧。我说指路不行,前面有黄金,你看不到,我看得到,要跟我后头,学!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。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,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,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。我就决定降价,(价格)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,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,我大孩子说,你这不折本吗?我说,你不懂,怎么叫经济学呢?你跟我试试看,炒出来,就晓得了。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,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,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,如果十天八天不炒,这个煤就浪费了,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,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。这样100包就是(赚)千把块钱。如果你两块四一斤、一天卖100斤瓜子,就算1斤赚1块钱,也才赚100块,到底哪个利润大?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。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,一个月工资18块、20块,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,他怎么不干呢?这是真理,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。我天天炒赚多少,不炒赚多少,我不知道吗?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,想不到的。后来我大儿子(年金宝)跟我学到了,还有二儿子(年强),他们自个单干了,那么你干你的,我干我的,但你走得不如我快,因为我实力大。

  我降价以后,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,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,两个队伍100米以上,我就讲了,计划生育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。过路人到芜湖来两斤瓜子用车票买不排队,结婚的十斤瓜子不排队,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。军人不排队。结果越做越大,从一万斤到十万斤,从十万斤到二十万斤,别看(利润)毛把钱一斤,多得吓人,二十万斤多少钱,两万一天,这是薄利多销。

  钱多得都发霉,拿出来晒

  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,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、10块,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。

  1981年9月4日,我正在炒瓜子,家里来了4个人,副市长赵文波,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、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。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,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。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。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:“口味很好。要放开干,把瓜子牌子创出来,打到各地去,为芜湖增光!”第二天,《芜湖日报》就发表了题为《货真价实的“傻子瓜子”》的报道。光明日报也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本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。一条消息的标题是《个体经营的“傻子瓜子”价廉物美信誉高,国营企业的“迎春瓜子”面临挑战赶上去》,另一条消息是写《“傻子”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》,1983年1月4日,又刊登了《“傻子”和他的瓜子》,而且是重点报道,我的“傻子瓜子”越做越大。

  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?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,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呢?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、10块,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。(笑)天下大雨,我的钱都发霉了,我就拿出来晒,我就是晒给别人看,我就晒给你看。

  天经常下雨,钱也发霉,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,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。我们市委的人讲,你胆子不小,这是什么日子,我说我钞票霉了。你不要头了,赶快走。

 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

  别人去上头告我,讲我雇了100多人,是剥削,小平讲话后,市委来我家报喜说,“傻子你不得了了,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!”

  我从(雇佣)10个人到100个人,从100个人到140人,这个时候,大概1982年的时候,运动来了,说我是雇工剥削。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。按照马克思的说法,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,而是资本主义经济,是剥削了。要按照这个说法,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。为什么垮呢?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,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,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,口号都变了,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,下岗了,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(致富),在(国营)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,不能干的却享福,工厂怎么搞得好呢?工厂活稀泥,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?

  再讲一个事,1985年我去合肥,我通过芜湖果品公司联系了一批(生)瓜子,100多吨先运到省供销社,已经运到了一个多星期了,天又下雨,不往仓库运,就那么把瓜子堆在大门口,我到省供销社就去找一个姓丁的,我要全部买下来,他们不肯给我(货),说我这里不收现金,要等把瓜子转到芜湖(供销社),再让我去芜湖拿现金买,过去中央有个文件规定供销社不能自己生产,但现在他们想留下自己生产(炒瓜子),我一生气就把我们芜湖果品公司的招牌给摘了,倒挂在市委门口,市委书记出来了,才了解了事情,合同是我订的,可货堆在那里一个星期了,你自己不炒又不给我,如果等货转到芜湖我再拿,那真不知道几个月才能转到芜湖。这就是国营管事管得太死。如果自己炒,他们完税也完得少,赚一块钱才交5分钱,我呢卖一斤瓜子就要交5分钱税,个体也好,国营也好,税收应该是一样的,为什么要交两样税呢?这是不合理的。这是应该改革的问题。

  别人去上头告我,讲我雇了100多人,是剥削,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,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,上面写着“傻子瓜子呆子报,呆子报道傻子笑,四项原则全不要,如此报纸实胡闹。”

  事情越闹越大,1984年10月22日,邓小平讲话了:“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,相当震动呀,大家担心得不得了。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?如果你一动,群众就说政策变了,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了一个‘傻子瓜子’,会牵动人心不安,没有益处。让‘傻子瓜子’经营一段,怕什么?伤害了社会主义吗?”(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,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91页)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,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,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!他们说,“傻子你不得了了,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!”

  实际上,在此之前一年多,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,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,还写了个调查报告,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会议上,惊动了邓小平,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。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,看一看。

  紧接着瓜子卖到了上海,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。1986年,上海话剧团都在演我卖瓜子的事,叫《傻子进行曲》。

  我们中国,非要走改革道路,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,合资道路,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,跟政府合资,但是失败了。

  1984年的时候,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,1984年7月1日“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”正式挂牌,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,设两个副经理,会计,挂个牌子,就可以了。

 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。他们出资30万,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,并担任总经理,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,其余部分归我所有。与公家单位的联营,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,找个“保护伞”,可以摘掉“资本家”的帽子了,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(干部),一个月拿40多块钱,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,他们把钱拿走了,到最后却(给我)来个斗争,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,而是他们,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!

  我给你们高工资,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。他们在单位干惯了,上班就是看报纸,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,报纸晚上可以看,但是上班是上班,办公室不能看报纸,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!后来他们就上告,给我合资戴帽子。

  • 责任编辑: 刘 瑜